9月26日，建成之后并未投入使用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发生了管内压力骤降的情况，这是由于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附近的管道发生泄漏所造成的。随后，北溪1号也发生类似的安全事故。出事的天然气管道位于丹麦和瑞典的专属经济区内。根据丹麦的监测，共发现了4处的天然气泄漏点。瑞典国家地震监测中心在出事海域侦测到了两次爆炸，远至芬兰都能监测到地震波。人为破坏被认为是这一事故最可能的原因。最近一周内，谁是该爆炸的幕后主使成为了全世界最火爆的猜谜游戏。鉴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技术能力，多方都被认为有动机实施这次破坏行动。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7日，丹麦波恩荷尔摩岛，北溪2号天然气泄漏场景。

随着两条北溪管道先后遭到破坏，俄德之间最重要的天然气通道彻底停用了。在此之前，俄方就以管道安全隐患为由数次减少甚至关停了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从今年俄乌冲突爆发开始，北溪管道就是一柄悬在德国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刺向德国的民生和工业。这次事故的发生，也预示着这柄剑彻底落了下来。截至2021年底，德国有55%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于俄气。柏林方面希望在2024年之前完全独立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宣告了德俄之间长达小半个世纪的能源合作戛然而止。

虽然德国各个天然气存储设施已经有了良好的填充，向卡塔尔订购的液化天然气（LNG）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份交付使用。然而，德国今年冬天的天然气使用状况依然是一个谜。德国政府并不掌握对现存天然气的分配权。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冬天有多少天然气可供支配。因此，天然气的储存设施主要是天然气供应商和贸易商的财产。在德国注册的国内外天然气公司都可以竞价购买，德国政府无权控制这些天然气的最终去向。也就是说，德国储备的天然气也可以流向国外。

一、前北溪时期的能源合作

1973年以前，当时的联邦德国消费的大部分天然气都来自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天然气产量来自本国。苏联的天然气供应只占了十分微小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联邦德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为苏联提供铺设天然气管道所需的技术，开始了与苏联之间的天然气合作。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肇始于社民党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这也是社民党党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该政策的总设计师、前总理勃兰特的政治秘书巴尔（Egon Bahr）1963年在图琴新教神学院（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解释了该项政策的核心内涵，即“通过接触实现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这一思想直接挑战了当时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整个事情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虽然没有人想要战争。”而这一接触的实质就是经贸往来。上世纪60年代，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存。从1970年起，两国在技术和资源的整合上找到了共同兴趣点。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苏联流向了德国，苏联则获得了急缺的西方技术和设备。

1970年，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提供商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 AG）与苏联达成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管道合同。德意志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融资，苏联方面通过天然气偿还贷款。同年，作为友谊的象征，第一根输气管以“柳德米拉”命名，绑上了绿色的花环运往了西伯利亚。这条输气管以西伯利亚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巴伐利亚州。1973年10月1日，第一批苏联的天然气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流向了前西德。这也标志着“德俄世纪交易”正式上马。这一交易也让西德政府和企业尝到了甜头，1970年代因为油价震荡，全世界都人心惶惶。然而，此时西德政府正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转化为可靠的廉价能源提供商。

50多年来，德国由于对苏联（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与历任美国总统发生了多次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社民党形成了一种观点：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是天真的，只有德国才真正了解苏维埃。社民党籍历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教授提到了党内的铁律，即不能对抗，只能与俄罗斯和平相处。勃兰特的党内总理继承人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与卡特总统的对话中表达了经典的地缘政治观念：两个经济贸易深度绑定的国家之间很难发生战争。苏联被束缚在与欧洲的能源交易之中，地缘政治冲突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

然而，1979年随着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社民党的“东方政策”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觉。尽管，有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里根政府甚至向欧洲国家实施了制裁，但是，社民党依然没有放弃用能源交易推动政治变革的努力。当时欧洲的失业率接近9%，急需稳定廉价的能源提振工业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施密特总理酝酿了更大规模的能源合作项目。1981年，苏联和联邦德国共同签署了长达4500公里的亚马尔天然气管道（Yamal pipeline）的合作协议。该条管道的铺设使得联邦德国从苏联的天然气进口从此前每年的10亿立方米暴增到每年265亿立方米。

二、北溪工程

长期研究“东方政策”的德国资深记者乌尔班（Thomas Urban）认为，在苏东剧变和柏林墙倒塌之前，“东方政策”由一套虚幻的政治叙事所主导，在“历史终结以后”，它则彻底演变成了“经济上的自利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经历了对能源政治彻底的去意识形态化。能源被视作了纯粹的商品，就像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的汽车、家电那样。

在北溪管道建造以前，德俄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几乎都过境乌克兰。每年，俄罗斯都需要向乌克兰缴纳数十亿的过境费。然而，乌克兰并没有对境内的管道做好日常的保养和维护，这些管道不断发生泄漏和技术故障。此外，乌方还不时从管道中盗取输往德国的天然气。因此，自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他就一直在规划新的输气管道。德国商界对此也感同身受。巴斯夫的前总裁汉布雷希特（Jürgen Hambrecht）认为，德国的工业界需要更多更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北溪1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2004年年中，巴斯夫的子公司Wintershall和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E.ON共同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草签了一份建造北溪1号的意向合同。该管道穿越波罗的海，长达1224公里，每年能将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直接从维堡（俄罗斯）输送到格赖夫斯瓦尔德（德国）。2005年9月8日，在施罗德和普京的共同见证下，两国敲定了最终的合同。10天以后，社民党在大选中败给了基民盟，施罗德也失去了连任的机会。虽然北溪1号遭到立陶宛、波兰等国的强烈反对，但欧盟依然将该项目视作“符合欧洲利益的项目”。总的来说，北溪1号在风平浪静中投入了运营。当地时间2022年7月14日，德国艾特费尔德，航拍一座天然气储存工厂，此前北溪一号管道因维修而关闭。

2011年福岛核电站灾难过后，时任总理默克尔（基民盟）决定加快淘汰核电的步伐。在德国工业界要求寻找替代能源的压力下，她对北溪2号持开放态度。虽然北溪2号从谈判到修建几乎都不在社民党主政时期，但这条管道同样极富社民党色彩。在选举失败以后，施罗德先后出任了北溪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位前总理完成了他的角色转换——从普京最好的“德国朋友”变身为俄罗斯能源的说客。此外，施罗德前办公室主任施泰因迈尔在默克尔内阁中担任了外交部长一职；时任社民党党主席的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则担任了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社民党内由普京粉丝团组成的政治网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北溪2号项目背后的操盘手，并且延续该党的“东方政策”。

这条管道从工程上来说就是北溪1号的翻版，它与前一条管道并排，两者都是双线天然气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将增加一倍。与北溪1号相反，北溪2号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各方的批评。在欧盟内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尤其反对北溪2号，而乌克兰则尽其所能阻止该条管道的建设。美国是该条线路最重要的反对者。早在奥巴马主政白宫期间，他就警告过默克尔，莫斯科正在用能源出口的收入武装它的军队。这一警告的音量随着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达到了顶点。不过，施泰因迈尔还是拒绝将北溪2号工程的批准与俄乌冲突的谈判进展挂钩。这可以被普京理解为一个信号，即德国政府默认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行动。德国东方经济关系委员会（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甚至质疑制裁俄罗斯的有效性，“欧盟与俄罗斯的接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只有更多贸易和旅行才能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施密特的老路上：北溪2号绝不会使德国更加依赖俄罗斯。正相反，莫斯科会更加依赖他们的客户。2015年，默克尔为第二条管道的交易盖上了橡皮图章。

德美在北溪2号管道上的冲突自特朗普上台后越发激烈。特朗普不断重复着他的观点：一方面，德国需要北约从军事上防范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让能源供给完全依赖自己的敌人。2019年年初，时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甚至向德国企业界发出了威胁，“美国认为如果北溪2号和土耳其溪两条天然气管道如果投入运营，将使得欧洲从乌克兰进口天然气变得多余，那么乌克兰的安全政治地位将会逐渐下降，俄罗斯介入并干预乌克兰冲突的危险就会上升；此外，欧盟也会因此产生对俄罗斯能源进一步的依赖。”同年12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的内容包括了对北溪2号的制裁。德国政客们立刻向民众贩卖了“打压论”的说法：特朗普为了向欧洲兜售美国昂贵的页岩气，故意打压北溪2号。不过，德国的知名时评人赫尔辛格（Richard Herzinger）认为，美国的制裁是一项“非常亲欧洲的决定”。2019年底，该项目的建设被迫停工，一年以后建设工作顶着被制裁的风险强行重启。

虽然，2021年5月拜登政府放弃了制裁，该工程于同年9月完工。但是，就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几天，肖尔茨政府停止了已建成的北溪2号管道的认证程序，使其无法投入运营，直到进一步通知。这条天然气管道顿时成为了波罗的海中最大的摆设。

三、两家德国企业与俄气

在德国与俄罗斯数十年的能源交易往来中，有两家公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尔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巴斯夫集团。这两家公司在不同时间段见证了这项德俄之间的世纪协议。鲁尔天然气公司曾经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公司与苏联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70年。几乎从此以后，德国与苏俄签订的每一份天然气该公司都是最大的赢家。由此，也奠定了它在德国能源工业界的准垄断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盟逐渐开始放开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深陷能源政治纠葛，使得鲁尔天然气公司辉煌不再。2002年，德国电力界的龙头企业E.On申请合并收购鲁尔天然气公司。该项并购标志着鲁尔天然气公司的没落。

虽然联邦反垄断调查局否决了这项收购（Bundeskartellamt），但是，施罗德政府的经济部动用了部长级许可推翻了这项判决。政府遵循了企业的观点，即一个强大的、垂直整合的能源集团将更具国际竞争力。当时和现在一样，德国不得不面对俄罗斯的大型国有天然气供应商，同时也要面对挪威和欧洲以外国家的竞争。因此，需要有能够与这些大型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商进行抗衡的企业。不过，时任联邦反垄断调查局局长的经济学家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自始至终批评政府当时的决策。他认为，施罗德对竞争政策不以为然，政治上基本上做了某些商业领袖所希望的事情，把工业政策当作一种宗教。这项交易不会增加供应安全。供应安全需要有自己的来源、开放的市场、多样化和储存。合并没有触及这些事情。毫无疑问，在公司长期但仍董事会主席的伯格曼（Burckhard Bergmann）为该项并购辩护道，在并购后，E.On/Ruhrgas并没有失去多样性，它们的天然气贸易来源远远比竞争对手巴斯夫来的广泛。直到2008年，该公司3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30%来自挪威，其余来自荷兰和德国。他们还拥有许多仓储设施。公司反复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即使完全丧失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对于鲁尔天然气公司来说，风险依然是可控的。只是，当时公司只考虑了技术故障和价格纠纷，而并没有想到俄罗斯会把中断天然气供应作为一种政治杠杆。当地时间2022年9月27日，德国路德维希港，巴斯夫化工厂的烟囱和燃气罐。

如果说，鲁尔天然气公司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政治风险，那么，巴斯夫集团就主动把这一风险引入到了德国的政治中。作为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作为原材料和能源。1990年他们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了长期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最初的目标是打破当时由鲁尔天然气公司控制的天然气供应垄断。巴斯夫集团最具争议的商业行为莫过于将他旗下子公司Wintershall控制的位于德国北部Rehden的储气设施转让给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德国子公司Gazprom Germania，以此换取在西伯利亚的油气开采权。然而，这一转让给德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因为，该设施占德国天然气总储存空间的五分之一，能够提供大约200万个户家庭一年的天然气消费。自2021年来，Gazprom Germania一直在清空该设施中的天然气存储。2022年4月，德国政府不得不将Gazprom Germania置于信托管理之下，以确保国内的天然气供应。

不过，直到今天，巴斯夫仍将这项交换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决定”，它没有对供应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在交易前后第三方都可以不受歧视地使用该储存设施。他们同时也援引了欧盟关于能源自由化的规定，它要求将天然气的传输与发电、采购和分配领域分开，要求给予所有市场参与者无歧视的天然气网络准入。另外，德国的政客们也没对这项交换提出异议。根据《联邦对外贸易和支付法》，联邦政府如果看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可以适时出手进行干预。然而，经济部并没有这么做。

四、如何度过未来的冬天

德国今天的天然气危机，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党派的责任。在近50年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过程，无论是左翼的社民党，还是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都在德国政坛上轮流执政。虽然，“东方政策”在社民党内被“美化为一个不再受批判的范式”，但是，默克尔执政的16年依然是对这一政策的延续。她的外交政策顾问曾坦言，默克尔根本没有“注意”过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已经超过了50%。正是在她的任内，使得德国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滑向完全不可控的深渊。

撇开地缘政治的角度，德国国内的气候政治也是导致当下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至始至终在推行一种乌托邦式的能源转型，即摆脱化石燃料与核能，完全依靠风能、太阳能等这些可再生能源。鉴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远远低于传统能源，它们如果要生产与传统能源相等的能量，那么必将耗费更多的土地和原材料。所以，这些可再生能源并非如宣传的那样“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因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能源本身就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违背的。另外，用低能量密度的能源取代高能量密度的，来维持现代高能耗的社会运转，从基本的物理化学特性来看，这就是不现实的。良好的道德愿望和大量的政府财政补贴是无法改变物理化学特性的。

道德化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也产生了现实中的政策禁忌，比如，核电退出和页岩气的开采。由于核淘汰是绿党的创党意识形态和基石，因此，即便在能源短缺、价格暴涨的今天，在以该党为主导的气候政策中，对核电问题依然很难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理性讨论。虽然，现有的众多科学报告已经证明了德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国内的多数民意是支持核电，但要让绿党点头支持延长剩余三座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关闭），甚至重启去年年底已经关闭的三座核电站依然非常困难。不过，最终在各方的压力下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行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终于做出了有限的妥协：同意延长两座核电站的使用时间。

当地时间2022年9月30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德国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中)与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左)和荷兰气候与能源部长罗布·杰顿交谈。

德国能源政策的另一个禁忌便是通过压裂法开采页岩气。该国地下蕴藏着至少2.3万亿立方米的页岩气，足够未来几十年使用。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前所长库姆佩尔（Hans-Joachim Kümpel）教授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每年200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从俄罗斯进口量的一半左右）的产量是可能的。这将大大增加德国能源的自主性。根据2017年出台的压裂禁令，德国已停止开采页岩气5年了。不过，天然气危机使得页岩气开采再次进入了政治辩论的视野。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FDP）希望废除压裂禁令，而社民党和绿党依然不考虑重启页岩气项目。绿党反对页岩气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1）压裂技术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2）页岩气开采过程中会产生甲烷（一种强温室气体），会拖累遏制气候变暖的计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条理由略显牵强。首先，虽然有不少的科学医学报告指出了页岩气的潜在健康风险，不过，这些报告很难明确地建立因果联系。其次，德国由于失去了他们的第一大天然气供应商，现在转向卡塔尔和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而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也是通过压裂技术开采的，还要算上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因此，比起从美国进口页岩气，德国本土开采的碳排放量要小的多。

德国的战略与宏观经济学家斯特尔特（Daniel Stelter）在德国《商报》的评论文章中批判了极其吊诡和虚伪的德国能源政策，“只要不在我们的领土上，在哪儿都行。我们不用核电！但进口法国的。我们不用煤！但进口波兰的。我们不用天然气！但进口卡塔尔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并最终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尽管，执政大联盟将当下的能源危机归咎为俄乌战争，不过，这场战争至多只是催化剂，几乎所有政党共同推动的能源转型和绿色政治必须为能源危机负责。这项工程让部分德国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道德陶醉，除此之外，它给经济民生，甚至是气候保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虽然，康德呼唤人们仰望星空，不过，时下解套德国能源危机的钥匙可能就在地下。